一二九游行未獲上級黨組織批準的自主行動

來自:熱點網  |  2019年11月19日

原標題:“一二·九”游行:未獲上級黨組織批準的自主行動

(▲1935年8月1日,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在莫斯科,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,發表《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》。史稱“八一宣言”。圖片來源:中央檔案館)

摘要:北平學聯成立、“一二·九”游行未獲得上級黨組織支持,更未獲得批準或授權。元老派的觀點有錯,并非每人全錯,對發動學生以持續罷課游行的方式干革命表示質疑,有其合理性。

上級之間分歧:“少壯派”VS“元老派”

“一二·九”運動期間,中共北平市級組織的嚴重意見分歧始終存在,“左”的yīn影始終干擾。不僅在工作方式上不合拍,而且在生活習慣上不合拍,更頭痛的是在戰略方針上也不合拍。只好由上級的上級劉少奇、彭真來解決。

“一二·九”游行之前,北平臨委有兩派:一曰少數派,一曰多數派。

1935年,北平市委被破壞,北方局決定由未被破壞的北平tuán委為北平市臨時工作委員會,主持北平黨的工作。是年秋,彭濤、黃敬、姚依林、郭明秋四人商量,將黃河水災賑濟會轉變為一個公開合法的學生抗日tuán體。但在北平臨委討論時,分裂為兩派,爭論激烈,兩種意見尖銳對立,無法統一、無法行動。

以臨委書記王學明、組織部長朱子貞為代表的“多數不贊成搞這一合法群眾性組織”,認為黨員分散后,“勢必會降低了黨的口號,如‘dǎ dǎo國民黨’便無法提,‘擁護蘇維埃政權,保衛蘇聯’便無法提”。(姚錦《姚依林百夕談》)

以彭濤、谷景生為代表的少數派,提出“停止內戰,一致抗日”的口號,臨委多數派認為其右傾;提出“要求言論、出版、結社自由”的口號,臨委多數派又認為這是社會民主黨的口號。

zuì終,彭濤被臨委多數派扣上“右傾機會主義”的大帽子,撤銷其臨委宣傳部長的職務。蔣南翔回憶,向他布置起草“一二·九”、“一二·一六”宣言的清華學長何鳳元,“可能是臨委中支持彭濤的少數派”。

姚依林回憶,“由于對形勢看法上的分歧,臨委分裂了,連開會都開不起來。”彭濤多次催臨委書記王學明開會,他就不開。彭濤就和姚依林等人商量,達成共識:“他不開會就自己干吧,在這種情況下,我們就干起來了。”

1982年8月12日,姚依林在同范瑾、蘭鐵白等談話中又說:“圍繞能不能舉行這一次公開示威游行(指“一二·九”),北平市臨委因為發生爭論就不能開會,王學明放棄不管。彭濤出來說:咱們自己干吧”;北平學聯“是在北平市臨委臨時不起作用、分裂的狀況下,自己搞起來的”。

所以嚴格而言,北平學聯成立、“一二·九”游行未獲得上級黨組織支持,更未獲得批準或授權。在北平臨委書記及多數同志的反對下,北平學聯的“四大臺柱”頂住壓力和風險,組成一個核心tuán隊全程指揮。

這“四大臺柱”中,只有兩個黨員:輔仁的彭濤和清華的姚依林;北大的黃敬尚未恢復黨的關系(1932年任青島市委宣傳部長時被bǔ,1933年經其叔俞大維保釋),女一中的郭明秋是共青tuán市委組織部長,不是黨員。

1944年6月,周小舟寫自傳時披lù北平臨委內部的矛盾:“彭、谷和我堅持提出抗日民主自由的要求,認為這樣能tuán結廣大學生群眾。王、朱堅決反對提民主要求和向國民黨要求民主自由,認為當時不是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的問題,而是堅持dǎ dǎo國民黨的,這兩種意見相持不決。”(陳家鸚《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導者——彭濤》)

彭濤、谷景生、周小舟要求,將他們的主張上報河北省委裁決,臨委多數派不予轉遞,還將三人定性為“右傾小集tuán活動”(王凡《檔案解密:聽昔日領導者講述“一二九運動”》)。周小舟此時不是臨委委員,但支持臨委少數派,只好自己赴天津向北方局(即河北省委)報告。

1935年11月,北方局決定撤消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,新建中共北平臨時市委,谷景生任書記,彭濤任組織部長,周小舟任宣傳部長,同時派出聯絡員李常青。

北方局雖然改組北平市級黨組織,沒有追究懲罰擅自行動的臨委少數派、北平學聯,但不意味著鼎力支持“一二·九”運動。姚依林的回憶頗有微妙之處。北方局聯絡員李常青“找臨委幾個人談話,他兩邊都聽,……但不表示態度”;“那時北方局書記是高文華,組織部長柯慶施,宣傳部長李大章。在‘一二·九’運動前,我沒有聽說他們表態支持。我感到北方局無明確的態度。”(彭定安《姚依林談一二·九運動──姚依林同志訪問記錄》)

姚依林在另一次回憶中,又說:“李常青同志對我們的行動采取中間態度,既不熱情支持也不反對。”(蘭鐵白整理《姚依林關于一二·九運動的一次談話》)

中國堅決抗日,符合中國利益,也符合蘇聯利益。1935年8月1日,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根據共產國際七大jīng神,在莫斯科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,發表《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》(史稱“八一宣言”)。

此時中共中央還在長征途中,消息閉塞,和共產國際和各地黨組織聯系很困難。北平黨組織、左派學生比中共中央更早知道、更早貫徹“八一宣言”。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中,彭濤、谷景生等臨委少數派的意見是正確的,符合“八一宣言”jīng神。

“一二·九”游行之后,北平市委又有新的矛盾、新的爭吵,形成兩派:一曰少壯派,一曰元老派。

兩派的“帶頭大哥”都是清華學生,前者是北平學委書記蔣南翔(清華中文系),后者是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徐高阮(清華哲學系)。韋君宜回憶:“當時把沖勁大、愿打愿拼的一伙人稱為少壯派;會講馬克思主義,主張行動穩健的老資格們被稱為元老派。開起會來,兩派經常爭吵。”(《他走給我看了做人的路──憶蔣南翔》)

徐高阮等元老派公開發表《青年思想獨立宣言》、《論共產黨問題》等文章,鼓吹青年拒絕中共的影響,要“無條件統一”,主張解散北平學聯、民先隊;蔣南翔等少壯派,則強調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要保持獨立自主。盡管有蔣去監獄探望徐的患難之誼,涉及原則問題,兩人仍然“割袍斷義”。

客觀而言,元老派的觀點有錯,并非每人全錯。前文所述的燕京黨支部與北平學委關于游行的分歧,其實就是元老派朱南華和少壯派蔣南翔的分歧。朱南華和燕京黨支部支持革命,但對發動學生以持續罷課游行的方式干革命表示質疑,有其合理性。

北平市委的內部矛盾已干擾正常工作。1936年六七月間,徐高阮致信北方局,“全盤否定北平市委以至全黨的工作,提出‘過去全黨是腐敗的,舊的干部都是官僚’,‘舊瓶子不能裝新酒’,主張‘實行一個徹底的黨內革命’來‘肅清舊人物’,改組北平市委。”劉少奇寫了《關于北平問題》一文,批評徐高阮等人的觀點,在《火線》的“北平問題專號”發表。(金沖及主編《劉少奇傳》)

1936年9月,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派北方局組織部長彭真,代表北方局到北平指導工作。化名“老魏”的彭真聽取北平市委書記李葆華(李大釗之子)和清華黨支部書記趙德尊的情況匯報,又到清華學生宿舍平齋地下黨員楊述處住了3天,實地考察清華黨組織情況,找蔣南翔、徐高阮等人談話。

通過細致的調查研究,彭真批評中共北平市委的工作,包括:不會動員群眾進行公開活動,使政治斗爭脫離群眾的日常斗爭;只注意機械地服從組織,因而束縛了同志們的創造性;一些優秀干部長期使他們閑散著,并常常打擊一些干部等(趙晉《彭真七七事變前在北平》)。

彭真此行zuì關鍵的一個決策,是敏銳地發現北平黨的工作大部分集中在學生中,學生黨員占了北平黨員的絕大多數。北平黨內也有意見,“此后北平的學生運動,zuì好由學生運動出身的學生同志自己來領導”。

彭真向李葆華提議成立中共北平市學生工作委員會(簡稱“北平學委”)。第一任學委書記是黃敬,一個月后蔣南翔接任學委書記。彭真還宣布:北平學委直接受北方局領導,由他直接負責聯系。

此后,領導北平學生運動的職責就由北平市委移交給北平學委,北平學聯、北平民先隊、全市各大中學校黨支部統歸北平學委直接領導。1936年12月至1937年1月,彭真在張瑞芳家兩次主持召開中共北平學委擴大會,蔣南翔、黃敬、李昌等參加會議,肅清徐高阮等人錯誤思想的影響。

不久,徐高阮被開除出黨,后在西南聯大受業于陳寅恪,1949年隨傅斯年去臺灣任職臺灣大學、“中央研究院”。

(2017年8月8日01:10,【山水微言·165】。本文為“師表校魂”大學校長系列之六,“蔣南翔史評三重奏”之青運篇,連載第9節,已在FT中文網部分發表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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